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顾颖，近期对共享经济平台的用工形态进行了调研。她发现，有些快递平台使用的“兼职快递员”，这些人在工作中遇到受伤等情况，维权不易。

快递员小李在某平台快递公司旗下的快递站工作。他的“直接”老板是快递站的负责人老王，每月从自己的银行卡里给小李打工资，没有固定月薪，所有收入全部按件计费，如果快递派送途中出现遗失，要从小李工资里扣除。

工作半年后，小李因派送快件过程中受伤，产生了“要求公司按劳动法规定补偿”的想法，诉至法院。

一审中，小李被认定与快递平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；二审中，二审法院做出了不予认定劳动关系的判决。

顾颖介绍，二审主要从“人身从属性”的角度对劳动关系进行判断。法庭认为，虽然小李每天早上到快递站报到、送货，但快递公司实际上并不关心小李的工作过程，而只是关注他一天工作的结果；虽然小李每天都要在快递站“打卡”，但这种“打卡”并不是起到了考勤的作用，而是用来计算他一天的工作量；快递公司并没有“使用”小李这个劳动力，它只关心劳动结果，而非劳动力的使用权；快递公司按件付费，多劳多得，这种做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资，也不受最低工资标准的限制；按规定，劳动关系用工风险应由企业来负担，但小李派送中，如果快递件丢失要自担风险；工作用车应由用人单位提供，但小李只是向快递平台公司按月租借电瓶车。

因此，法院认为，小李与快递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。

这看起来，实在有些“不近人情”。快递平台公司一方面使用快递员、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，另一方面并不与其建立劳动关系，快递员工作中出现安全事故，也不予以赔偿和补偿。

但根据当前的劳动法规定，上述平台公司，无论是直播平台，还是快递平台，均有效规避了类似的法律风险。简单而言，“我只是一个平台，我不负责在平台上注册人员的其他任何事”。

“这是个把握’度’的问题。”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程小勇认为，面对共享经济这样的新经济业态，不能过多地套用标准的“劳动关系”，但也不能轻易确认劳动关系，“收得太紧，这个行业都没有了，别说维权了；太松，劳动者的保护又会成为一道难题。”

程小勇说，在相关的司法解释未扩充、补充的前提下，不能过于超前地去认定这种“新型劳动关系”，这种判例一旦出现，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，“一个劳动者被确认了劳动关系，那共享经济平台上那么多劳动者，都要确认关系，怎么办？”

“劳动关系在个案中的确认，很有可能直接影响一种共享经济业态。”程小勇说，实际案例中，很多共享经济平台与平台上注册的服务提供者，有可能只是类似于签订中介合同的“居间关系”、承揽服务关系，并不是劳动关系。

比如，“网红”主播与直播平台的关系，程小勇认为，有时更像是一种“合作关系”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曹建明处长也提出了一些“个人想法”，“我们看案子，要么是劳动关系，要么不是劳动关系，只有两个维度。能不能有一种’非标准劳动关系’的存在？”

曹建明说，互联网+新业态相关的劳动仲裁案件，有两种情况，一是“有事故伤害的”；二是“女职工特殊保护，涉及社保的”。这两种类型，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大事，“上海过去自创过’特殊劳动关系’，社会反响很好，保障了劳动者权益，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用了。”

他介绍，目前市人社局已经开始着手对新业态下的用工关系进行调研、分析，“我们也在苦思冥想，能不能有一种非标准劳动关系，可以用参考系数、打分等方式来定好标准，并给予适当的劳动者保护规定，比如工伤、养老方面。”

曹建明认为，新业态产生的新工作，本身就需要政策进行“创造性地设计”，这种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新业态发展更好、让劳动者权益得到保障。

顾颖法官也认为，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制度应当“通经活络”了，“应尽快出台新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和方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