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的是看太阳，和蔚蓝色的田野。”说这话，需要情怀。“我一个博士生做快递员就是为了赚钱”，说这话，需要的是勇气。

这两天，家住山东的谭超再次受到媒体关注。据公开报道，他是烟台大学综合商店一角的快递网点的老板，也是延边大学历史学博士。本科毕业后，他学业不顺、但决心兼职自立，8年来，“快递员”成为他考研者、硕士生、博士生以外始终不变的第二个身份。有老师指责他“高学历抢低学历的饭碗”，他回应，“做论文也好，送快递也好，只要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，就是好博士”。

快递员，一份堂堂正正的工作，让谭超从20多岁一路辩白到30多岁。以劳动赚钱，本不欠陌生人任何解释；他8年勉力维持的礼貌，不是在伸张法律意义上的正当，而是一遍遍的自我确认——博士生、快递员，职业平等。

我们认可了这种“平等”吗？是也不是。我们受教育、开化了，能真诚尊重身边的环卫工人、保安，进而能接受孩子多元的职业选择。这些被尊重的对象与谭超的区别在于，他们没有同时被给予“历史学博士”身份的选择。我们已足够成熟，对快递员谈何歧视，简直喜爱和依赖，可总有那么一刻，当职业与职业相较，理智说，自由选择，直觉说，暴殄天物。

谭超本可从事与历史学相关的工作，相比如今同行，专业教育给他以更多选择，却不足以保障他在非专业领域有更好的表现。关于谭超的报道屡屡提及他“靠脑子送快递”“自己编排快速找件的方法”以及他“8年经手80万件”，这些“书没白读”的褒奖成立吗？每年10万件、日均不到300件的快递量，在一线城市，这是许多老练的快递员单枪匹马的工作强度，而谭超，他有一个网点，有全职协助的妻子，还时不时“雇20多名学生兼职”。至于他的“快速找件法”，是将快件重新编码排列，并将序号短信发送给收件人，取件时按号索骥。在场地固定的快递分发点，这是通行做法。很多快递员没这么做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研究生教育，而是因为他们仅有小车方寸之地，无法施展。

我无意贬低谭超为改变自己生活、摆脱对父母依赖付出的努力，挺直腰杆，是每个时代最光荣的姿态。但声称博士之学于他今日工作多有裨益，本质上，和反对博士生送快递，是相似的优越感。历史学有历史学的门道，快递员有快递员的诀窍，非说自己摸索出诀窍要归功于系统的学术训练，营造“到底是博士”的舆论，对其他学问稍逊、业务可能更胜一筹的快递员，是一种不公平。

谭超这8年不易。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男儿，有众人认可的三“好”，他却还有“好博士”的执念。多少人全力以赴、每天十余小时达成的学术成果尚不敢妄称对得起学术帽，遑论白天忙碌于网店、只在夜间温书的谭老板。所谓职业平等，不仅在于抛弃死板的“唯有读书高”，更在于作出选择之后，坦然接受一种人生、坦然放弃另一种可能。（记者沈静文）